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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神圣使命沦为了不负责任的“没事”,这让民众情何以堪! 应建立一个责任追究制度,让那些“没事”专家说了不白说,事后“有事”。 张汉: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应当在十步之外脱帽致敬。而我们的专家,面对冰冷的现实,却急不可待地站出来,提出什么每天1000个鸭蛋、300条鱼、6个胶囊的假设,这样的学者让人忍不住在十步之外脱鞋。 F专家,你这是什么态度? 北方:“毒胶囊”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专家这个时候站出来表示铬超标的胶囊“吃六个没事”,不管其是为企业开脱罪责也好,还是出于稳定人心、平息民愤也罢,这话说出来,首先会给人一个“你是什么态度”的强烈疑问。 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对问题食品和问题药品,法律制度和监管态度都应该保持“零容忍”,做到不能添加的绝对不能添加,不可以超标的坚决不能超标,有毒的坚决打击,有害的严肃查处。 G捍卫公众健康 须摈弃“恶小”心态 王石川 (微博):孙忠实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换言之,他是监管部门中的一员,身为监管人员,更应该疾恶如仇,与含铬毒胶囊势不两立,如今却如此善待毒胶囊,硬塞给老百姓一个无法安心的定心丸,其意象是自我开脱,推卸责任。 “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能因为一粒毒胶囊含少量铬就心安理得,也不能因日服6粒毒胶囊没大伤害就若无其事。只要不符合国家标准,只要有违公众健康,再微小的恶也不能做,对再微小的恶也不能容忍。历览多少食品安全事件,不正是因为企业先是放纵小恶而逐渐走向大恶的吗? 对待食品药品问题,宁要充分估计其危害,也不要淡化其危害。在当前食品药品频现问题的语境中,尤其需要零容忍食品药品问题。任何故意淡化事态的作为,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为虎作伥。 ·小强整理· 小强
来论选登 张敬伟 “在家乐福给宝宝买的鳕鱼,原来是油鱼,在欧洲被列为有毒鱼种,是禁止上市的……”近日,这样一条信息在微博上快速转载,连明星马伊琍也发博称女儿曾吃了冒充鳕鱼的油鱼。虽然家乐福坚称其商品系统中仅允许销售鳕鱼,但关于部分超市和餐厅为逐利而以油鱼冒充鳕鱼的内容,还是成为热点话题。 这事儿发生在跨国超市家乐福,又为明星马伊琍所关注,自然倍增了这事儿的新闻价值。但要指出的是,若家乐福的某一家门店果真如此,那确实是缺德的无良商业行为,连带影响整个家乐福的形象。人们可以堂而皇之斥骂资本的逐利之狠,但笔者认为,这并非公众评论的核心。 至于舆论放大马伊琍的微博,更是使这起严肃的公共卫生事件娱乐化了。这起公共事件的缘起,归根结底还是与监管有关。且看准官方和官方对这起事件的回应 上海市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范守霖表示,虽然银鳕鱼和油鱼从表面上看很难分辨,但“用油鱼冒充银鳕鱼,无疑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认为,“油鱼”的学名是“蛇鲭鱼”,因为其脂肪含量高,在国外多用于工业制造润滑剂。 但该市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则认为,“油鱼”并非不可食用的鱼类。“鳕鱼是大类,其下有很多品种,有一种市民俗称油鳕鱼的种类脂肪含量大,消化吸收利用率差的人在食用油鳕鱼后可能出现一些不适症状,易致腹泻,滑肠等,但并不能说油鳕鱼不能吃”。 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说法不一,不仅让公众困扰,更凸显监管层面的缺失。 其一,食品卫生,容不得丝毫的含糊与马虎,食品是什么不是什么,有毒还是无毒,必须搞清楚,而且应该在技术和法制层面明确界定,然后才是具体的监管措施。油鱼和鳕鱼,监管方都搞不清楚,何来有效监管? 其二,据悉,美国曾于上世纪90年代禁运该鱼,日本厚生劳动省也把油鱼列为“有毒鱼”,禁止入口。可是,到目前为止,鳕鱼没有被列入到国家禁止经营的范围中。这种充满瑕疵的“合法经营”显然是立法滞后和未能和先进国家的食品监管有效接轨所致。逻辑上更加明确了公权力的失序失范。 在某些社会惯性积习下,市场是紊乱的,资本是疯狂的。像家乐福还有一些洋快餐等知名的跨国企业,在美欧等国是遵纪守法的市场模范,可是到了中国则异化为市场投机者。这种由橘而枳的入乡随俗现象,也印证了中国市场监管任重道远的现实。 张敬伟
首席评论 熊丙奇 (微博) 经“深喉”举报,记者历时半个月横跨四省市调查发现,武汉理工大学近10年来,通过廊坊硕士班先后向百余名无资格入学的学生授予了真实的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层层复查复审环节。这些涉嫌造假的学生中,如今有人已是处级干部,有人甚至官至局级。 这真是一个洗白造假学位的“好办法”拿着假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报考在职研究生班,再以假的“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及“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统一考试合格证”,“四证合一”去申请硕士学位,获得的硕士学位完全是真实的,且可在教育部网站上查阅。假的就这么变成真的。 武汉理工大学有关人员的回应是:“对于证书我们有责任甄别,尽最大能力去甄别,但从证书本身上甄别难度非常大,我们看不出证书的真假,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每个学生进一步证明证书真实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难道一个学生拿着伪造的证书来报考,看上去是真的,就可以了?四个证书都是假的,也能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们的火眼金睛,这种系统的造假,不是学校参与,怎么可能发生?或者换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人拿着假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证书来求职,武汉理工大学根本就不去审查真假,就视为其是硕士、博士并录用吗? 在信息时代,要审查一个证书,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国家级证书的真假,实在太容易了。除了可直接通过授予单位、考试组织部门审查之外,还可以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网站进行学籍和学历查询。只要稍微负责,就不可能有漏网之鱼。 据媒体报道,这些涉嫌造假的学生中,如今有人已是处级干部,有人甚至官至局级。这给大家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近年来,一些高校就拿学位资源与官员、老板共享,存在十分严重的权学交易在学校一方,由此可以获得人脉资源、课题资源以及不菲的经费,在官员一方,则可获得晋升的砝码,而老板们也籍此装点门面。在这种交易中,教育与学术的尊严荡然无存。 对于这起系统性的造假事件,教育部门应该启动调查。应该就每一个授予硕士学位学生的入学资格、学习经历、课程考试、专业成果、论文写作,以及两门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全部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做出严肃的处理,不但要取消造假者的学位,而且,应该追究每一个环节、所有参与造假者的责任,如果涉嫌犯罪,还应该纳入司法程序。对于官员参与造假,应该在取消学位之后,进行行政处理。广东省纪检部门去年撤销博士学位论文被查实抄袭的广州体育学院院长的职务,这应是对于学历、论文造假者的基本处理办法。 这起事件,也再次表明我国高校的“学店办学”思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已经形成造假授予真文凭的利益链。作为一种鼓励终身学习的方式,取消在职研究生或者同等学历申请学位,并不符合终身学习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因此人才招生、培养、学位授予这类本应该实行教育管理、学术管理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已被行政和各种利益因素操控,不再执行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学校的学位委员会,沦为摆设与工具。造假授予文凭,只不过是实现某些全体特殊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外,学历造假与“文凭工厂”事件接连发生,也与我国的“学历社会”有关。人才的招聘、管理和使用,都把学历作为十分重要的指标,这让一纸文凭的重要性远高于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性。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这再与高校的行政化结合在一起,是难免出现假的真文凭乱象的。所以,要让大学不堕落为“文凭工厂”,从根本上说,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作者为知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 (作者为知名教育学者)
热点快评 徐志翔 湖南湘潭一名1991年出生的女生王茜被任命为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上派至发改委。当地区委书记发微博称,因社会各界对此事提出质疑,对王茜暂缓任用。但官方未解释提拔依据。王茜不到19岁就大学毕业,工作仅一年半,被网友质疑学历背景,戏称其为“湘潭神女”。 90后大学毕业生拟任副局长,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现在又暂缓任用,同样引起公众围观。“扫描”整个新闻事件,发现当初拟任用没有详细理由,现在暂缓任用又没有理由,这样的公示多少有些敷衍百姓。 该区作出“对王茜暂缓任用”决定是迅速的,但为什么不说出暂缓任用王茜的理由呢?是不是公众的呼声太大,为了“避风头”;还是当初对王茜拟任副局长就不慎重。请说清楚些,不要让公众猜谜,不然对公众也不好交代,更对拟提拔的王茜不公平。 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一般为7天。湘潭市岳塘区相关部门受理举报时间为:2012年4月18日至2012年4月24日。才公示两天就决定暂缓任用,这不是有点儿戏了吗?怎么说暂缓就暂缓了,这种一有风吹草动就“暂缓”也是不慎重的。最起码要等到“公示日”过去,的确有当地群众举报问题,经查实,再做出“暂缓”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如此中途“变卦”,会不会有“中断”群众继续举报的嫌疑? 王茜一个工作才一年半的新人,她的经历没有这么复杂吧,不是各地组织部门都有专门的干部监督科(处),责成他们查处不就行了?暂缓任用不等于不任用,请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地说出“暂缓任用”的理由,接受公众的监督吧。 徐志翔
知无不言 言者 汽车时代,靓车号也成了稀缺资源,于是,大量靓号一经拍卖变现,就成了国库里的真金白银。据报载,仅东莞一地,10年来拍卖靓号所得,总额已逾3亿之巨。若汇总广东全省拍卖靓车号收入,至少得以十数亿计。照理说,这么大一笔资金,取之于民亦当用之于民,比如用于一些重大交通事故的救助等,事实上,当初各地纷纷将靓车号拿出拍卖,最打动人的理由也正在此。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这么大一笔资金,往好里想,或仍躺在国库里睡大觉,脑子再一闪念,它们是否被挪用或“跑冒滴漏”到哪里,也未可知,因为一切都不透明。 是社会没这方面的需求吗?非也。这些年,社会步入汽车时代,交通事故增多是必然趋势,它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一害”,全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就达五六万,至于受伤人数恐怕要几倍于此。在众多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中,有一部分人或因肇事者逃逸,或因肇事与受害者双方均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而陷入困境。而且,遇到类似情形,不仅事故当事人求助无门,连交警、医院等方面,也极为被动。见死(伤)不救,不行;救了,巨额的医药费,谁来承担?这几乎成了死结,谁见了都头疼。此时,亟须有个社会救助基金出面,化解矛盾,扶危济困。 事实上,由财政部、公安部、卫生部、保监会等多部门联席会议通过,国务院同意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已于2010年1月正式实施,如果说此前各地遇到此类事还无法可依的话,那么,现今成立社会救助基金,以及如何运作等,皆已水到渠成。而且,这一法规实施已两年了,广东省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却迟迟未能成立,是否太拖拉了? 遭遇飞来横祸,这对交通事故受害者来说,本已十分不幸,若再遭遇巨额医药费求救无门、延误治疗,或者整个家庭都被巨额债务拖垮,轻则令家庭和个人深受伤害,重则很可能酿成公共事件,影响社会的和谐。而随着汽车的迅速普及,交通事故也是很难避免的,所以,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汽车时代必不可少的社会救济渠道,应尽快建立起来。这事,不能再拖了! 言者
锐评 冯海宁 科技部日前印发《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继续“提高列车速度”目标,以及实现“高速列车谱系化、智能化”的目标。这是中国高速铁路装备发展的战略需求。规划指出,到2020年,将建成1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届时我国高速铁路的总里程将位居世界第一。(4月20日《兰州晨报 (微博)》) 去年8月,也就是“7·23”事故之后,为增加高铁安全冗余,积累安全管理经验,铁道部采取了降速措施。有记者发现,除京津、武广、沪宁、沪杭、京沪等高铁线路把时速降低到300公里外,其他线路均已基本回到了4年前的运行时速200公里或低于200公里。这次降速获得舆论一致肯定。 而且,去年这次降速还引发公众很多思考,比如,“中国能否慢些走”。人们不仅反思高铁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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